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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下一个宁浩、徐峥、文牧野青年导演路在何方?
发布日期:2019-09-17 16:5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每年夏天,西宁这座城市都会变得热闹。明星的脸在电线杆和商场天花板上飘扬,万达广场附近的小酒店里挤满了来访的媒体和影视从业者。

  来的人多是为了一年一次的FIRST电影节。这个电影节今年十三岁了,用人的年龄作对比,只是少年,但成果斐然。年轻的电影节上出现了忻钰坤、文牧野、周子阳,他们无疑给这个行业注入了生猛的力量。

  影视行业需要年轻人。年轻人成长于新时代,接受的教育、吸收的知识、对周遭环境的理解,都和老辈人不同。他们缺的往往只是一个机会,把这个机会给到他们,他们总能给你返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
  但年轻人的缺点也显而易见,比如说,大部分人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情绪过于关注,缺少对更大范围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,导致作品缺乏受众,只在少数圈子里为人所知。

  不过,电影毕竟是一个通力合作的体系,和绘画、写作不同,电影永远不可能和资本完全脱离关系。在完成了艺术梦之后,如何收回成本,创造收益,进而得到下一次机会,成了青年导演们绕不开的命题。

  本次影展上,徐磊创造了很多个“最”:他82年生人,今年37岁,年纪最大;他的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是成本最低的电影,前期成本不到一百万;他的电影也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之一,尽管没有做完后期,还只是个半成品,但已经有资方在排队询价了。《无名之辈》的导演饶晓志还出了资,承揽了这部片子的后期制作。

  剧本是根据徐磊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改编而来的:主角的老乡出了车祸,肇事司机逃逸。倘若定性成意外事故,医保就能报销大部分;而如果定性成肇事逃逸,那么赔付的该是肇事者。

  看似合理的制度,却内含一个难题:如果找不到肇事者该怎么办呢?因此,在实际操作中,为了避免麻烦,受害者通常都是按意外事故上报。

  但电影的主角没这么选,出于某种朴素的正义感,他卖掉了自己的牛,垫付了老乡的医药费,然后和朋友一块踏上了寻凶之旅。剧本遵循的是公路喜剧片的结构,过程是一路欢声笑语。

  电影放映过程中,观众们几乎一直在笑。徐磊表示“真没想到”,因为有些他明明不觉得是包袱的地方,观众也笑个不停。“我还以为是谁请来的托呢”。后来资方和媒体找上门来,赞不绝口,他才终于敢确认,观众们的态度的确是真诚的。

  在拍电影之前,徐磊的工作是在老家一间国企做文员,父母托关系给介绍的,工作很轻松。每天端茶倒水,按月领工资,可以说“很有保障”。

  我问他,真正下定决心要离开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?他讲了一个故事:当时国企没给他分配什么工作量,最大的活,就是照顾老板的两只乌龟,每天换水、喂食。

  一天,他照常上班,却发现两只乌龟死了一只,瞬间大为紧张:就这么点事,自己都办不好。一旁的同事大姐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,就开导他,你去花鸟市场再买一只回来换上就行。反正乌龟都长得差不多,老板压根就认不出来。

  他照做了,老板果然毫无觉察。那时他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:生活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继续下去了,“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,每天就干点这个,混口饭吃,怎么行?”

  2007年,徐磊正式从国企辞职后,父母不能理解他的选择,他也无法认可父母的思想,最后双方只好各行其是,“(他们)基本放弃我了,开始忙活自己的事,可能觉得,我儿子反正不行,那就多攒点钱留给他吧。”

  徐磊自我总结,自己是一个非常“没规划”的人,辞职后,他面临两个选择:一是学厨师,二是去报中国传媒大学的编导班。最后他选择了后者,只是因为“比较便宜”。

  从中传学完出来后,他也没做成梦想中的那种“特别有创意”的工作,他在电视台做过栏目,但栏目“都受节目形态的限制”。后来又去混剧组,做摄影助理,一天挣150块钱。中间为了维持生活,还拍了一段时间婚庆。

  不过,在影视圈边缘游走的这些年,多少带来了一些成果。他写过一个院线剧本,叫《素人特工》,积攒了些人脉,又赚了几十万。算是有了底牌。

  2018年,他突然觉得自己岁数大了,如果再这么在影视圈的外围混下去,“以后可能就没这个心气了”。于是他拿出存款,梭哈了一把,自编自导,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。

  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展现出了他的掌控力,只花了很小的成本,就完成了一次对社会问题的探讨。但依然有他无法掌控的地方。这部电影到了后期调整和宣发的阶段后,所需的成本大大超出了他的设想。他说不清楚,为什么宣传的费用能比拍摄的成本还贵?并且贵出那么多?这里他没有经验,不知道规则,只能放手不管了。

  这个问题我当然回答不了,只能做个不负责任的估计。我想到忻钰坤的《心迷宫》,农村背景,全素人演员阵容,题材是悬疑命案,票房1000万出头。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有喜剧卖相,说不定能更高一点。

  《马赛克少女》的演员阵容在FIRST展映的一系列电影里称得上最为豪华,主角有王砚辉和王传君,在叙事上分成两段,前半段是一个性侵的谜题,但并没有得到解答。后半段则是女主角的自我救赎之路。

  导演翟义祥告诉我,之所以能请到王砚辉和王传君,完全是运气好。当时是2016年,《我不是药神》还有两年才上映,而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口碑不佳,《烈日灼心》的结尾虽然“亮了”,但并没有反映到价格上,因此两人才以极低的价格接了这部戏,“换了今年,大概率请不到了。”

  但豪华的阵容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。电影放完后的导演见面会上,到了观众提问环节,一位观众起身直接说:“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接不上,太闷了,我都快睡着了,请问导演你怎么看?”

 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,翟义祥露出了复杂的表情,张了张嘴,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主持人连忙出来解围,说了几句客套话,然后便引导着把话筒给了另一位观众。香港铁铁算4887正版

  叙事断裂不只是个别人的观感,而具有普遍性。当天晚上开出的豆瓣评分——5.7分——证明了这一点。对这个结果,FIRST联合创始人兼CEO李子为感到相当恼火,在第二天的惊人首作《鱼乐园》映前,她走到台前,号召观众“不要用情绪打分”,因为“经过FIRST评委筛选出来的片子,理论上不应该低于6.5”。

  这不是他的第一部电影。他1987年生,拍的第一部电影叫《还俗》,参加了第九届FIRST影展。拍片子一共花了八九万,钱是东拼西凑来的。《还俗》没有过审,在网上也没有资源,但成了他跻身影视圈的通行证。

  翟义祥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镇,“属于资源相对落后的苏北。”高中前,除了通过校方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的活动,基本上没有途径接触到电影。“就是看过类似《卧虎藏龙》这种片子,那会是当爱国主义教育片子来看,因为得了奥斯卡为国争光。”

  但有限的观影经历还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。后来是高三的时候,他报考了西南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。因为“这个专业跟电影还是有一点相通。”

  2010年毕业后,他工作了一段时间。主要在视频网站做剪辑和摄像,算是摸到了行业的边,但成就感依旧缺乏。后来攒了些钱,拍出了《还俗》后,终于正式成了导演。也被一些资方看中,很快获得了执导《马赛克少女》的机会。

  聊着聊着,我们开始复盘整个电影。《马赛克少女》中,王传君饰演一名镇上的记者,为了采访一桩农村性侵案,深入到了当地,和受害者深度接触了一番后,结果逐渐模糊掉了真相与人性的边界。

  记者的原型,来源于他的一个媒体朋友:《青苔不会消失》的作者、真实故事计划的主笔袁凌。这位业内知名的非虚构记者,便构成了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所有印象。除此之外,他也几乎没深度接触过别的记者了。

  非虚构记者有些像纪录片导演,追求和采访对象融为一体,拿到尽可能多的信息。地方站记者则往往只是简单了解情况后便出稿,不会过多侵入采访对象的生活。王传君的身份是后者,做的事却更接近前者。

  身份的错位只是一方面,叙事角度的变换给电影造成了更大的损伤。影片前半部分的内容是案件解谜,后半部分一下跳跃到了公益机构,成了女孩的自我和解。不光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,中间也没有作说明,观众自然一脸懵。

  电影放映后,很多媒体,用的标题都是“少女性侵”。我问他,这是否是资方刻意为之的一种宣传策略?他否认了这种说法,说并没有这么想过,大约只是记者们为了追求某种话题性,就自然这么写了。

  这次《马赛克少女》遭遇口碑滑铁卢,对翟义祥而言,多少也是打击。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,翟义祥并不感到太满意。毕业近十年了,平均一个月的收入还是八九千,“大学毕业生的水平”。

  但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。他本来就并非科班出身,有了作品,得到了认可,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太多。青年导演大都有一种心理准备,赢了,就得到更多机会,还有机会跻身更大的名利场。输了也只能认。反正在创作行业里,赢是罕见的,输才是常态。

  在所有参展的电影中,《鱼乐园》更为特殊,这是一部带有反叛性质的黑色幽默电影。整部电影中,男主角几乎都在和不同女人“搞来搞去”,对象还包括兄弟和亲叔叔的女友——这当然不太符合“主流价值观”。

  但刨开“带劲”的元素,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却很模糊。我问导演柴小雨,如果要给《鱼乐园》设定一个中心思想,是什么?他挠挠头,想了一阵:还是现在都市年轻人的迷茫吧。

  有六家公司约谈了《鱼乐园》。《鱼乐园》的广告牌上写着:“一部分偏边缘的都市青年的生活写照”。柴小雨把和资方接洽的工作都交给了他的制片人,自己则或是在接受采访,或是独自一人抽烟。

  柴小雨的个人生活并不算迷茫,2009年大学毕业后,他的主要职业是摄影师,拍一些以广告推广目的的纪录片。对这些经历,他想得很清楚,“就是简简单单为了挣钱。”

  但创作的欲望也是有的。只是在拍广告片时,创作欲通常被压制了。终于有机会决定自己手下电影的命运时,创作的冲动便喷薄而出,终于压制了商业方面的考量。

  “那会儿有很多冲动,也有很多欲望,也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,如果我第一部要太考虑商业的话,可能受限制太多了。”

  于是他就跟制片人王丹说,“要不然咱们先不考虑这个了。我挺怕被局限的,要不先拍了,咱们先看看怎么样。”制片人想了想,同意了。

  在视听语言上,《鱼乐园》参考了阿方索·卡隆的《你妈妈也一样》和阿布戴·柯西胥的《阿黛尔的生活》,“两部都是情色元素比较重的电影”。

  拍完以后,他有点慌,他不是没想过把有关性的部分全部剪掉,但他发现,如果全拿掉后,这部电影就没剩下多少内容了。听说了FIRST电影节的存在,他怀着某种模糊的希望,在网上报了名,把影片的拷贝给组委会寄了过去。

  影片受到了欢迎,但也把困难实实在在地摊开在了面前。他大脑终于冷静了下来。拿到龙标,同时又保持影片的原味不受损,可以说是极难。但柴小雨和他的制片人团队依然想要“争取一下”。

  柴小雨对我说,在走完了这么一套流程后,才发现“其实龙标也挺重要的”。之前他大概也知道龙标这个事,但不知道具体重要在哪里,身边人也大多说不明白。但现在他知道了。他也愿意配合所有人,把这件事情推进下去。

  仇晟的学历是一众导演中最出彩的。未满30岁的他,清华大学本科,生物医学工程专业,香港浸会大学电影艺术硕士,演员的阵容也颇有亮点:李安的次子李淳做了男主。前《人物》杂志记者、真格基金的鲸书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。

  仇晟戴着眼镜,面目清秀,言谈举止中都散发着自信,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无法避免的失落感。两种状态下的矛盾相当明显。

  高中时,仇晟很聪明,成绩很好,属于那种被身边人寄予了厚望的孩子。但聪明人总有些不可控的想法,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折点,就会爆发出人意料的结果。

  转折点在高三。高考前三个月,他突然看了一部电影,格斯·范·桑特的《不羁的天空》,看完电影,他突然下定决心,以后要做一名导演。

  他跟身边的人诉说自己的野心。同学觉得“还好”,但身边的老师、家长无一例外,都觉得他“疯掉了”。彼时艺考报名的时间也已经过了,于是长辈安抚他说,要不你还是安心高考吧。

  正常发挥,考上清华之后,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大学电影协会的经营上,同时自己尝试着拍短片。后来去了香港。2015年硕士毕业后,回到了杭州。

  回杭州后,为了谋生,他给人拍了一年广告,“感觉就非常难受的日子,觉得极其不自在。”再加上仇晟的父亲去世得早。电影行业赚钱没有定数,花出去的常常比赚的还多。母亲常常对儿子放弃专业感到担忧,总是唠叨说,要不你还是回去做生物吧。一来二去,他就逃离了杭州,来到北京。觉得“北京离树木远一点,离电影圈近一点”。

  找钱的过程总体而言还算顺利,剧本写完后,一些公司表示有兴趣,鲸书的公司垫付了前期开发的第一轮资金,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产生,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了。又找来了黄茂昌做监制,还辗转联系到了李淳。

  《郊区的鸟》一共花了八百万,在这两届FIRST影展中算得上成本极高的一部。获得了去年FIRST影展的最佳剧情长片,仇晟坦言,资本对票房是有期望的,“这个片之前通过海外的一些运作销售,拿了一些补助,成本大约还剩一半没有收回,票房还是有一定压力。”

  仇晟向我解释,宣发方大概会打出“天真的丧失”和“重返童真”这两个宣传点,并且和“应试教育”的概念挂钩。“就是重返一种我们现在不大有的生活,在树林里打鸟的那种生活。”

  去年,杭州的《钱江晚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,主题是“清华学霸”和《郊区的鸟》。或许是这篇报道给他的母亲带来了某种心理暗示。“唠叨的话终于变少了。”

  处女作给他带来了名声,但口碑却并不尽如人意。《郊区的鸟》豆瓣评分是6.7分,这个成绩让他感到失落,“一开始幻想大概8分,或者至少差不多7.5分应该有了,但结果却只是这样。”

  豆瓣开分前两天,他有些魔怔,每天都刷豆瓣短评,心情忽上忽下,看到一条好评就兴奋,看到差评就很低落。后来终于慢慢看开了。开始抱着平常心去看,还根据一条短评的建议,修改了一处剪辑。

  这次的FIRST,他是为了创投会而来的,为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《犬父》找钱。他告诉我,《犬父》是一个成长的故事,附带了一些科幻的元素,讲的是“一个少年在失去父亲之后,经过一场漫长的精神流浪跟父亲告别”。

  根据创投手册上的介绍,这部电影预计成本最少一千万,目前已经筹措了两百万左右。有不少公司来接洽,但大部分表示看不懂剧本,需要他“解释解释”,解释过后,常常就没了消息。

  生气过后,冷静下来,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。在剧本方面,他觉得目前来说,自己还做不到从一个广的社会视角去切入,“这方面其实是青年导演缺乏的,我现在目前还是从个人跟环境碰撞,我个人和家庭,还有和身边的一个圈子的碰撞。”

  创投会后,《犬父》的剧本没有得到资方的青睐,仇晟发了一条朋友圈抒发苦闷的情绪,大意是:创作是苦闷的,跟自己搏斗,还得努力、加油。

  宋文是FIRST的创始人。他是个很典型的理想主义者,77年生人,今年已经42岁,头发有了发白的部分,但说话声音依然昂扬,精神状态依然像个少年。

  对自己一手打造出的电影节品牌,他是有感情的,他甚至会亲自介入筛选广告品牌的代言:官方用车是MINI COOPER,红酒是澳大利亚的“奔富”,总而言之是要保持一种“调性”。至于很多“乱七八糟”的快消品自然是要拒绝,“给再多钱都不行”。

  最初,宋文在IDG资本旗下的一家电影公司,工作主要是负责艺术电影的发行,背着拷贝全国各地放映。2003、2004年的中国,几乎没有艺术电影生存的环境,观众凤毛麟角。常常是电影开始放映,现场就来了一个观众,没过一会还睡着了。

  市场需求会影响供应。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,年轻的作者找不到资金,也找不到电影界的前辈来指导。“归根结底就是没有钱。你说你是一个天才,你能写,你似乎也可以拍。可是谁说你可以?没人能证明你可以。”说到这里,宋文显得有些激动。

  在他看来,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。他觉得,自己身上有种“打抱不平”的气质,宋文的爷爷以前是县城信用社的信贷员,总爱给家里过不了年的人放贷。为此惹了麻烦。这种性格遗传到了他的身上,“不想看到人被欺负。”

  除了性格,也有个人爱好的因素,宋文不爱看商业大片,“百分百要睡着的。”好莱坞大片中爆炸和战斗场面,但无论多大的背景音,对他来说,都只是“促进睡眠的东西。”

  影展创立之初,他去欧美的各个电影节频繁考察。欧洲人的观影热情感染了他,他觉得中国迟早也会变成这样。欧洲之旅更坚定了他的最初的目标——年轻的作者要与产业发生链接,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共的平台。

  十三年过去,FIRST从一个最初的大学里诞生的小电影节,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体系,宋文将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,分别是策展、创投会和训练营。策展用来放映,创投会则是链接资方和片方。训练营则是请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演员、编剧、导演制片人来给新人导演们讲课。

  也有单独的奖金,每年几十万人民币,奖励给独立纪录片导演,因为“独立纪录片的融资环境特别艰难,现在拍独立纪录片又实在是凤毛麟角”。导演递交计划,影展判断是否投资。钱主要是通过社会募集、私人捐赠等方式筹来的。

  以去年得了“最佳艺术探索”的《驯马》为例,这部纪录片片名是马,内核却是关于人的成长和变化的故事。主角是导演古涛的好友,整个主创团队只有古涛自己和摄影师两个人。拍摄费用一半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基金,一半是自己一点点在唐人街打工攒下来的,拍拍停停,加上后期,一共花了六年时间才做完。

  六年能改变很多事,包括当事人的心境。电影放了几次后,朋友说,要不别放了吧。www.88849.com,为了尊重朋友的意愿和隐私,古涛放弃了很多在国内的展映邀请。一般来说,像这样的独立纪录片,投资都很难收回。

  FIRST电影节成立十三年来,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。让一个不赚钱的事持续下去,并且做成一个品牌,除了需要毅力和坚持,也需要知识上的更新。宋文在香港中文大学报名了商学院课程,一共十六门课,每个月上五天,为此每个月都要飞一趟香港,“累得要命,好多都不懂,但是对我来说还帮助挺大的。”

  互联网的发展,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,他想效仿NETFLIX和HBO,开发一个专门用来播放艺术电影的APP。为此他还去征询商学院的教授的意见,“能不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,把我们这些没人待见的艺术电影,通过每个月订阅的方式推出去?赚一些钱,让我们的年轻作者在创作上有所循环?”

  身边的人几乎都不支持他的想法。互联网从业者进入影视圈,从渠道反推制作,通常会携带资金和推广资源,属于降维打击。顺序反过来,却罕有成功的例子。但他还是觉得这个事有搞头。“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特别有战略眼光的那种投资人,陪我跑五年,把这个事情搞定。”

  不过,这些都是后话了,比起未来的模糊设想,有更多现实的问题还等着他去操心。今年的形势不佳,电影节快开始了,以前的老赞助商突然停掉了合同。“去年我们大概有100多万的赞助吧,今年一分钱没有。”

  他猜测,或许有两个原因。一是市场不认可去年拍的片子。第十二届FIRST电影节突围的影片中,除了《四个春天》进了院线,得了一千来万票房,其他电影都几乎毫无声息。另一个原因是“大环境不好”,影视圈整体的形势都很严峻。

  与之相对的是,今年训练营周期又扩大了,总长度达到了21天。请导师要钱,安排住宿、娱乐和场地也要钱,多一天就是多烧一天钱。但没办法,“咬着牙也得往下干。”

  支撑他的是一种对改变环境的野心。法国人天天在电影院里泡着的生活状态令他羡慕,“精神世界多富足啊,我们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嘛!”

  “你想,600多亿的中国电影票房,为什么就不能多十个《八月》呢?多十个《心迷宫》呢?如果每个月都看到《老兽》这样的电影是不是很high?巴黎每个月恨不得有二十个类似于这样的电影在上映啊!”

  从幻想中抽离出来后,严峻的现实依然会带给他失败感。虽然情况已经比十三年前好了很多,但艺术电影在国内依然是小众的消遣,离全民的氛围还差很远。尽管这并非他能够掌控的事,但这种落差,依然让他觉得自己“特别失败”。

  未来也不能不考虑。FIRST的收入结构较为单一,除了电影圈和广告商的赞助,以及在成功链接上主创和资方后,会收上的一小笔服务费,就几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了。收入单一,开销又大,十三年过去,FIRST在经济上依然处在一个盈亏勉强能够平衡的尴尬状态。

  收入不足,工作人员的薪水自然也不高。“我们团队有人干了六七年了,也没钱买房子结婚。他们不急,我都急。”

  诚然,FIRST电影节也推出过功成名就的导演。但出名之后,这些导演就不属于FIRST了。FIRST可以找到矿点,但里头的矿并不常常属于它。它只能继续去寻找下一个可能性。

  至于到底怎么挣钱,即使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也给不出直接的答案。为了缓解资金压力,宋文偶尔也会接一点广告拍摄的活,但都是私下里,也不会在朋友圈里说。

  受到创始人的影响,FIRST影展的理想主义成分相当浓厚,但理想主义的另一面通常意味着不成熟。参加影展的青年导演,除了徐磊之外,大部分人都是在拍自己的成长经历,即所谓的“作者电影”。

  作者电影往往私人情绪占据主导,叙事结构上也鲜少考虑观众体验,票房自然就受限制。即使有些情绪是普世的,作用也不大——比如藏族导演拉华加的《旺扎的雨靴》中体现出了孩子的自卑和敏感,也只堪堪获得了1.2万人民币票房。

  因为职业缘故,我问了几乎所有的导演同一个问题:你们这部电影的宣发点在哪里?所有人的回答都近乎大同小异:这表现的是一种“成长”。

  “成长”是一个泛泛的点,也是大多数年轻导演逃不开的“业障”。三十岁以下、缺乏社会经验的创作者总会为自己青春期而着迷,倾向于用繁复的技法去表现某种小情绪,而非跳脱出来,用更宏观的视角和经验去剖析人与社会、历史之间的关系。

  徐磊本科是工商管理专业的,不算科班出身。他发现和影视圈的人和“社会上的人”关注点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贸易战,港股开通,这些社会热点一发生,他以前的朋友们总会稍微聊一聊。而影视圈里几乎没人聊这些,大家只关心音乐、艺术、大师的作品,仿佛处在另一个独立运行的小世界。

  但宋文不觉得这是个问题,在他看来,电影应该是一件单纯的事,即使“拍出来就进了档案馆”也无所谓。如果大家都去拍商业片,没有人填补空缺了,“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”。

  “这些院线电影,其实你多看一部少看一部不是很重要。可是你突然间看到一个张大磊的《八月》,你会回望你的童年,你会回望你和你父亲的关系。那是特别珍贵的,它有可能发展成新的东西。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独立的思想性。”

  抛开商业和艺术之间的矛盾,文艺片倘若想要“出圈”,也需要更精准的宣发策略。比如《江湖儿女》提到了黑帮,《小偷家族》里面有扒窃和阶级冲突,《地久天长》反思了计划生育,《何以为家》主打了叙利亚战后生活,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提到了强拆,《地球最后的一晚》则有著名的“跨年一吻”——即便它们往往并不构成电影的主要部分,但总聊胜于无。

  采访中,很多导演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对欧洲的羡慕。但反过来,欧洲,乃至日韩、港台地区的从业者们也羡慕内地年轻导演们能得到的机会。翟义祥告诉我,在海外的电影节上,他接触过一些欧洲导演,对于他们而言,对中国这么年轻的团队有机会做艺术电影,并且能带过来和欧洲的导演一起竞赛,“都感到非常意外”。

  归根结底,中国的影视行业依然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期。但热闹可以持续多久,未来是会更好还是更坏,答案谁也不知道。唯独初心是真挚的。

  “我们就是做早期作品的,就是让那些毫无资源的人在这个行业找到话语权。这个初心不能改变。”宋文说。

  我想到了作家王小波,他曾经在一篇杂文中用“反熵”这个概念来形容自己的写作。因为“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,不但挣不了钱,有时还要倒贴一些,和人想要挣钱享乐的天性相违背。”

  但他同时也写到,人类文明的发展,其实就是个反熵过程。光有熵增现象不成。倘若人人都只关注怎么搞钱,怎么争名夺利,那么“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,最后准会在某个低洼的地方汇齐,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”。

  一群人合力去做一个看似反规律的事,这是FIRST电影节的浪漫所在。无论回报几何,未来在哪,它都的的确确给中国的影视行业带来了改变。就像小溪上的一块石头移动了位置,久而久之,便改变了流水的方向。